桃红深处藏着半部中国古代文学史_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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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红深处藏着半部中国古代文学史_光明网
作者:陆纾文  春光非常,桃花独占八分。在我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或许没有哪一莳花能够像桃花相同,被赋予如此丰厚的内涵:  在先民眼中,她是渺远的上古神话。《山海经》有云:“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收支也。”金属锻炼技能的前进令桃木失去了兵器的身份,但其御凶的作用却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团体认识,与原始宗教不约而同。  在诗人笔下,她是娇媚的女子容颜。《诗经》曰:“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正如梅、兰、竹、菊被赋予了文人风骨,桃花因其美丽的花样和娇媚的姿容与女人相联络,终由一首《题国都南庄》勾勒出“人面桃花”的经典语境。  在高人心中,她是隐逸的避世之所。《桃花源记》里“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的浑涵之境,是陶渊明逃禄归耕的精神家园。她既是诗人笔下的“桃花源”,更是文人墨客心中的“乌托邦”。  “人世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怒放”。年复一年,海口市的桃花总在早春二月最早开放,而在有着“藏地小江南”之称的林芝,那一抹妖娆的粉直至五月中旬刚才褪色。  春意泄,不如走近桃红深处,窥见被埋藏的文学意象。  明蓝瑛 《桃花渔隐图》  【桃花源】  “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这样的图景不仅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更是我国文学中典型的“乌托邦”  东晋年间,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绘了这样一幅田园风光:“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间来往种作,男女穿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文中所幻想的安静、丰饶、憨厚的抱负社会,引起了历代文人和艺术家对“桃花源”的臆想——他们或追加相关的神话和传说,或附会有关奇迹,或创造很多的赞叹诗文,或将有关体裁付诸画笔。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长久以来,有关“桃花源”究竟在何地的争辩从未中止。尽管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以武陵渔人所见为头绪开篇,将人们寻觅“桃花源”的脚印根本锁定在了“武陵”境内,但这实在是一片过分广阔的区域。  一般以为,“桃花源”坐落湖南常德的桃源县。这儿自晋代起就是文人墨客寻觅桃花源的当地,宋代时爽性更名“桃源县”,现在更是常德的一张重要手刺,其“桃花游园会”已成为湖南“三节两会”的重要活动之一。此外,湖北十堰、安徽黟县、重庆酉阳也都有以“桃花源”为名的景点。其间重庆酉阳的学者早在清代时便“争先恐后”,在当地志上写下“核其形,与渊明所记桃花源者,毫厘不爽”的字句。  此外,关于桃源到底是在武陵仍是别处的争辩还包含:  前有明代吴宽在《家藏集》卷四六《送刘武陵诗引》中云:“盖古桃源实在武陵境内,今则别自名县矣。”后有清余良栋等修《桃源县志》卷一三引杜维耀《桃源洞说》以为桃源洞去桃源县邑治三十里。更有国学大师陈寅恪在《桃花源记旁证》中确定桃源的原型在北方弘农县……  《广群芳谱》卷二六引《纪谈录》有云:“陶渊明所记桃花源,人谓桃花观便是其处,不知公盖寓言也。”确实,实际生活中与陶渊明笔下的桃源地貌和环境近似之处,可谓举目皆是,强求结论,不免无趣。正如渠红岩在其所著的《我国古代文学桃花体裁与意象研讨》中所言,《桃花源记》首先是一篇文学著作,若刻板地在实际中寻觅实在的桃花源,其实是在某种程度大将文学著作等同于实际纪闻了,有损于文学的艺术性,由于“艺术的含义是一种幻想出来的情感和意绪,或是一种幻想出来的片面实际”。  那么《桃花源记》通篇皆是陶渊明的臆想吗?也不全然,不然陈寅恪不会在《桃花源记旁证》中写下:“陶渊明《桃花源记》涵义之文,亦写实之文也。”  魏晋时期,隐逸之风盛行,桃花源人避居山中是其时社会实际的反映。《桃花源记》结束所说“南阳刘子骥,崇高士也,闻之,怅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便有史实可溯。  《和平御览》卷五〇四引《晋中兴书》云:“刘驎之字子骥,一字道民。好游于山泽,志在存道,常采药至名山,深化忘返。见有一涧水,南有二石囷,一囷开,一囷闭。或说囷中皆仙方秘药,驎之欲更寻索,终不能知。桓冲请为长史,固辞,居于阳岐。”《世说新语》中也有类似记载,所叙之所见与桃花源较为类似。  晋书记载,刘驎之与南阳光禄大夫刘耽为同一家族。而从陶渊明叙说其外祖父的《孟嘉传》中能够得知,孟家与刘家乃世交。古文献学家余嘉锡据此以为,陶渊明极有或许得知刘驎之之事,并在编撰《桃花源记》时采用了后者入山采药的传说。  总而言之,桃花源并非实有其地,而是陶渊明笔下的一个文学意象,是以其时的社会实际和风闻为资料,寄寓自己抱负的叙事浑涵之境。在附于《桃花源记》后的《桃花源诗》中,陶渊明写道:“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这幅逃禄而归耕的图景不仅是诗人笔下的“桃花源”,更是我国文学中典型的“乌托邦”。  清禹之鼎 《春耕草堂图》  【人面桃花】  《本事诗》对崔护“上一年今天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发挥幻想,成为影响后世的“酵母”。尔后,“人面桃花”的故事在我国文学中笙歌袅袅,不绝如缕  在我国人的传统意象中,花卉自有一套语意体系。正如梅、兰、竹、菊被赋予了文人风骨,桃花则因其美丽的花样和娇媚的姿容,与女人联络在了一同。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周南·桃夭》中这些描绘女子出嫁的诗句,或许是咱们能够看到的、最早将桃花与女人联络在一同的文学著作。  《诗经》为何故桃花来祝愿新娘?渠红岩在《我国古代文学桃花体裁与意象研讨》一书中以为,在大天然的很多花卉之中,桃花是最能代表生命和生机的,这与人生的芳华,特别女人的芳华极为符合。再者,桃花粉嫩的花样和靓丽的姿容与芳华美丽的女子在视觉感上有相同之处,这是两者之间联络树立的直接要素。此外,《诗经》年代是企求生育的社会认识盛行的年代,桃花花落后结子满枝,正投合了人们对女人婚后“早生贵子”的希冀。  《诗经》之后,我国文明传统对桃花与女人之间的联络遍及认同,文学著作中的桃花所指代的女人身份也逐步泛化,不再局限于《诗经》中所指代的“之子”形象,而是扩大到侍儿甚至歌女等基层女子。  在这一过程中,东晋王献之的《桃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宋代祝穆在《古今事文类聚》中征引《金陵览古》所文道,王献之曾以“桃叶复桃叶,渡江不必楫。但道无所苦,若我自迎候”为歌赠予爱妾。彼时世家名人的行为和业绩天然是社会的重要论题,所以有了《隋书》记载的“陈时,江南盛歌王献之《桃叶》之词”。桃叶作为一个前史中实在存在的人物参加到文明传承中,加之《诗经》所创始的桃花与女人的联络,文人在写到基层女子时总不自觉地与桃花进行联络。  自南朝起,文人对与女人有关的某些物象也渐以桃花命名,梁简文帝《初桃》中对桃花的“悬疑红粉妆”的描绘敞开了以桃花比方女人妆容的先河,至隋朝时,已出现以“桃花面”“桃花妆”命名的妆容。《事物纪原》记载,“周文王时,女人始传铅粉;秦始皇宫中,悉红妆翠眉,此妆之始也。宋武宫女效寿阳落梅之异,作梅花妆。隋文宫中红妆,谓之桃花面”。所谓 “桃花面”,即“以胭脂调匀掌中,施之两颊,浅者为是”。  而令“人面桃花”成为我国古代文学之经典语境的,还要论唐代崔护的《题国都南庄》。  诗上半部曰:“上一年今天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渠红岩在《我国古代文学桃花体裁与意象研讨》中以为,由“人面桃花相映红”中的“相”字能够看出,“人面”与“桃花”在诗中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意象,“相映红”或许仅仅诗人丰厚的幻想,而非一起出现在诗人面前的现象。  这种写作方法在文学著作中并不罕见,文人常挑选与自己想表达的思维或情感相符合的物象,而后者往往是心灵化的。渠红岩以为,鉴于传统文学中桃花与女人的联络,诗人由眼前娇美的“人面”联想到妍丽的“桃花”乃天然之事,这也是《六一诗话》中谈及的“状难写之景如在现在,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艺术作用。  不管“人面桃花”的原型是诗人所倾慕的美女女子,仍是所赏识的美丽景色,均给人以生之欢喜。待到诗的后两句“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仍旧笑春风”,其情感基调便扶摇直上。  在我国的文明传统中,不管桃树、桃花仍是桃实都具有永久的文明意蕴,这种永久在与世事的比照中更能反衬出人生的盛衰之感。“人面”已不行寻觅,而“桃花”仍然年复一年地怒放,这种对岁月流逝的慨叹,颇似刘希夷《代悲白头翁》中的“年年岁岁花类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崔护在《题国都南庄》中宛转、凝练的表达,无疑向人们描绘了一幅“人面桃花”的夸姣现象。而让这种现象成为后世诗词著作的固有意象的,还要归功于唐代孟棨在《本事诗》中描写的生动情节:  “博陵崔护,姿质甚美,而孤洁寡合,举进士下第。清明日独游国都南,得居人庄。一亩之宫,而花木丛萃,寂若无人。扣门久之,有女子自门隙窥之问曰:‘谁耶?’以姓字对,曰:‘寻春独行,酒渴求饮。’女入以杯水至,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站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余妍。崔以言挑之,不对,目注者久之。崔辞去,送至门,如不堪情而入。崔亦睠盼而归,嗣后绝不复至。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行抑,径往寻之。门墙如故,罢了锁扃之。因题诗于左扉曰:‘上一年今天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仍旧笑春风。’”  上述对崔护《题国都南庄》的发挥幻想,成为“人面桃花”影响后世的“酵母”。从此以后,“人面桃花”的故事在我国文学中笙歌袅袅,不绝如缕。  【桃花流水】  在包含“桃花流水”意象的文学著作中,唐代张志和的《渔歌子》可谓家喻户晓:“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吕氏春秋·二月记》言:“二月之月,始雨水,桃李华,仓庚鸣。”《礼记·月令》又言:“始雨水,桃始华,仓庚鸣,鹰化为鸠。”先秦时期,桃花开端作为物候之像出现在文献之中,许多史料的一起点,就是以桃树开花和雨水渐多作为春天到来的表征。  “始雨水”“桃始华”之所以给古人如此深入的形象,其原因并不难理解:《山海经》中关于“河伯”的记载,以及《春秋传》中关于祭祀河神的叙说,都描绘了古人对水激烈依靠的实际。二月之月,雨水渐多,阅历了整个冬天的休农之后,人们对春季的到来翘首以盼。另一方面,桃花怒放于百花未放的清明前后,这很简单成为一种农耕信号,即汉代崔寔在《四民月令》中所说的“三月三日桃花盛,农民侯时而种也”。  人们在春季得到了实际需求的天赐甘霖,一起看到灼灼桃花带来的结子满枝的期望。这两种物候现象的天然堆叠,让古人认识到“雨水”和“桃花”的出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底。所以“桃花”和“水”获得了天然的姻缘,这就是“桃花流水”意象的开端含义。  跟着社会和生产力的开展,古人逐步摆脱了对天然的原始依靠,“水”“桃花”这两种元素也就不再以零星的相貌为人所识,而是上升为一种观念,以结合的方式出现在西汉的文献傍边。  渠红岩在《我国古代文学桃花体裁与意象研讨》一书中提出,经考证,“桃花水”较早出现在西汉韩婴的《诗别传》中,即“今三月桃花水下,以招魂续魄,祓除氛秽”。结合《东观汉记》《新论》等文献中一起运用的“桃花水”的表达方式看,其在汉代已经成为春季河水的代称。“桃花”怒放和“雨水”增多是“桃花水”的根本特征与体现,而“桃花水”是先秦文献中“桃始华”“始雨水”的内涵含义与外在形象的结合,这种结合促进“桃花水”成为后来文学意象的根底与潜在动力。  待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桃文明不再是对桃实灵性的崇拜和对桃木辟邪的宣传,“桃花水”开端由一种天然现象逐步转变为文学意象。文人莫不授以诗笔,描绘春季蒸蒸日上的现象,而“桃花水”作为传统文明中典型的春季现象,也开端成为春景用词出现在文学著作傍边。  作为我国古代文学著作中最为常见的意象之一,“桃花流水”在长时间的文学开展前史平分化出了四种不同的文学意蕴:  清明时节,流水潺潺,桃花灼灼,文人墨客将这两处现象构成一个视觉和弦,以“桃花流水”的意象出现于文学著作。前有北周王褒《燕歌行》中“初春丽景莺欲娇,桃花流水没河桥”,后有宋代欧阳修《送宋次道学士赴和平州》的“古堤老柳藏春烟,桃花水下清明前”,可见,“桃花流水”作为历代文人描绘春光的常用文学意象,已成为约定俗成的春景辞藻。  在我国桃文明的开展史上,两汉、魏晋是竭力张扬桃之灵性颜色的时期,不谢的“桃花”与常清的“流水”,所以成为传递仙界信息的“青鸟”。基于此,后世文人常常用“桃花流水”的意象来描绘福乐无边的仙界。在很多著作中,最著名的当数唐代李白的《山中问答》——“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世。”此外,“桃花流水”的仙界意蕴在绘画范畴亦有出现,如元代吴师道《仙居图》就有题词曰:“云气参差青嶂,树林缥缈飞楼。谁识仙家归路,桃花流水渔舟。”  在包含“桃花流水”意象的文学著作中,唐代张志和的《渔歌子》可谓家喻户晓:“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有研讨者剖析指出,西塞山前,桃花怒放,鸥鹭时起,晴笠雨蓑的渔人,恋秀色以支颐,临清流而忘归。如此令人旷怡的山水境地,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一道,被历代文人视作超逸境地的标志。  桃花开时极为鲜艳,但是花期时间短,之后便仓促凋谢。因而,桃花的凋谢常与美女的暗老、岁月的易逝、爱情的丢失相联络,用以表达对生命流通的哀伤和慨叹。前者有刘禹锡《忆江南》:“春去也,共惜艳阳年。犹有桃花流水上,无辞竹叶醉尊前。惟待见彼苍。”后者如宋代魏夫人《减字木兰花》:“玉人何处。又见江南春光暮。芳信难寻。去后桃花流水深。”  总而言之,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史中一个常见而又含义丰厚的意象,“桃花流水”早已由春日标志这一原始含义,开展为人类千百年来所共有的情感蕴涵。(陆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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